刘元春：2022年能否实现稳增长，中国经济需要做好四方面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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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0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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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浦东陆家嘴夜景（2020年11月12日摄）。新华社记者王翔摄

2021年12月28日-29日，由新华网主办，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联合主办，新华网思客、人文清华承办的“2021新华网思客年会”在北京以线上论坛的形式举行，本次年会聚焦“中国经济的下一程：新格局新优势新篇章”。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刘元春出席并发表主旨演讲。刘元春在演讲中指出，后疫情时代全球格局态势加速演变，同时也为中国经济带来了新的契机。应对时代挑战，把握时代机遇，是中国得以在高质量发展轨道上行稳致远的必要保障。

刘元春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

以为演讲摘录：

新冠疫情之后，世界经济何去何从，以及中国经济在新的世界体系里面呈现如何的地位，是我们进行战略决策很重要的基点。从美国金融危机以来，全球经济陷入长期停滞的困境之中，而新冠疫情无异于雪上加霜。随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疫情的冲击下呈现出加速演变的态势，全球格局的变化超越了大家的想象，也给中国经济带来了新的契机。从目前所看到的未来格局的变化，将会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疫情冲击下，全球经济将呈现出更低的增长状态。2008年以来，全球经济受技术创新放缓、人口老龄化以及逆全球化等因素的影响，增长速度从此前的4.5%左右回落到3%左右。疫情冲击下，这种低增长状态将会延续，增长速度将进一步下滑，原因主要在于：全球分工格局、产业链供应链将发生更为深刻的变化。这种变化很重要的体现是：在进一步的逆全球化过程中，各个国家在安全的视角下将对产业链供应链将进行全面重构。疫情之后，美国、德国、日本、英国等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认识到要在安全上进一步做文章，重构以内循环为主体的产业链供应链，从而使上世纪90年代到新世纪所布局的垂直分工体系和水平分工体系进一步收缩，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将会变宽。这种变化会使从传统分工体系中所获得的生产力技术水平的提升大打折扣，从而导致全球增速进一步回落。

第二，逆全球化和产业链供应链的重构将带来成本上涨，以及货币推动下的通货膨胀。从2021年二季度开始，欧美消费者物价指数大幅上涨，全球大宗商品价格出现暴涨，新一轮具有新规律、新特征的通货膨胀将会出现。这一轮新的通胀形成，主要会体现以下几个特征：

其一，由需求拉动、特别是货币驱动的通货膨胀现象将会很明显。2020年，在新冠疫情的影响下，各个国家全面放水，全球货币供应大幅增加，“直升机撒钱”成为欧美主要经济体的操作模式，如此大幅度的放水必将带来商品价格的上涨。

其二，供给侧的变化将超越我们的想象。在产业链供应链重构的过程中，将会出现此起彼伏的供应链瓶颈现象。比如全球车载芯片短缺、全球集装箱短缺，以及在其他一些环节所出现的供给侧的各种问题。供给瓶颈带来的直接冲击就是成本上扬，比如说货运成本，我们看到BDI指数从2020年最低水平的400多点一直狂涨到5000多点，至北美的集装箱货运指数也从9000多美元一路上扬到超过2万美元。成本上涨则带来商品价格的上扬，11月份美国的CPI已经突破了6%，创31年来的新高，欧盟也已经突破了4%，接近5%的水平。

美联储和欧洲中央银行认为供应链瓶颈因素可能是短暂因素，但从现在的研究来看，短期因素呈现出中长期化的特点。本轮通货膨胀与上世纪70年代全球通货膨胀所面临的产生根源和助推力量有很大的区别。如何进行治理，对于全球来说都是极大的挑战。

第三，在非常规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作用下，各个国家债务高筑，未来全球将会步入高债务、高杠杆时代。如何从这种高债务状态向常态化的低债务状态进行过渡，将是未来5年面临的关键问题。

在人类历史上，仅有一个时期呈现出这样的高债务状态，就是二战时期。二战时期全球债务率基本上接近300%，但目前已经超过了300%。如何通过持续的增长来使债务率出现一个反着陆，是我们现在研究的重点，也是各国政策将要面对的重要挑战。

第四是在疫情之前已经面临着的全球两极分化所带来的新挑战、新问题。相较于1980年，2018年全球收入前1%的人群所占的财富比重提升了4个多百分点，后50%的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占比提升了3个多百分点，但中间阶层的收入占比下降了7个多百分点。由此引发了一个新问题：当前世界的两极分化不仅是穷人越穷、富人越富，更重要的问题是中产阶级的萎缩和消失。中产阶级的消失会进一步带来民粹化以及社会分裂等问题，同时也对宏观经济的循环带来了挑战。

由于疫情的冲击，各国采取超常规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对低收入群体进行补贴，对高收入人群的金融政策进行全面调整，结果导致中产阶级受到的打击更大了，传统橄榄型社会进一步消失。如何治理这种现象，如何走出传统两极分化带来的挑战，同时又要叠加处理中产阶级消失的新问题，是世界各个国家都面临的考验。

以上几大问题，我认为是全球经济在后疫情时期必须要面对的几大超级问题。各个国家如何携手共进，成为未来全球治理的关键。对于中国而言，这种变化会给我们带来以下几个挑战，同时也会带来一系列机遇。

第一，进一步的低增长将给中国带来挑战。这会使全球化红利逐步消退，特别是从中长期来看，逆全球化将对中国传统的外向型经济带来冲击。为了应对这一挑战，五中全会已经对中国整个发展战略进行了再定位、再调整。总书记及时提出了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新战略思维。这种新的战略思维，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下，更有利于中华民族的崛起。

特别是这两年，中国经济在疫情冲击下依然显示出强大的弹性和韧性，显示出作为世界制造业中心、全球供应链中心的决定性作用。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虽然有所下行，但相对世界而言，依然展现出良好的制度优势和资源禀赋优势。在中美进行扭抱缠斗的关键时期，中国经济的强劲复苏直接会改变此前不对称的博弈，使博弈的砝码偏向中国。所以，在这方面一定要看到机遇。

第二，全球通货膨胀对中国是一把双刃剑。欧美物价水平的上涨会导致对中国商品需求的急剧增长，这会为我们2021年、2022年乃至2023年带来明显的出口增长。但另一方面，欧美的这一波大水漫灌所带来的通货膨胀，也会通过商品市场和金融市场向中国进行传递，给中国的物价水平带来持续性的压力，尤其是大宗商品价格上扬，将会对中国的制造业和传统大宗商品密集型的行业带来深刻冲击。此外，我们要高度关注2022年的石油价格，会不会飙升到一桶100美元以上，这将是影响中国经济复苏至关重要的一点。

所以说，通货膨胀是一把双刃剑，我们不能够单纯地认为是利好或者利坏，而是应当根据在全球价值链供应链中的地位，采取相应的政策，对大宗商品价格上涨所带来的冲击进行对冲，同时在对欧美贸易中寻找新定位：拥有在相关产品、关键环节上的定价权和控制力。这将来源于我们国内产业链供应链的进一步提升与完善。

第三，全球高债务问题对我们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2021年9月，央行发布了《中国金融稳定报告（2021）》，初步测算2020年末我国宏观杠杆率已达279.4%。刚刚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已经对政府的隐形债务问题做了进一步要求，未来如何对高杠杆进行有效控制依然是一个挑战。一是对房地产行业杠杆率的提升要有所遏制。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房地产的调控模式进行了全面调整，一方面在短期加强稳定，另一方面持续推动房地产长效机制的建设，构建一个健康、循环、顺畅的房地产市场，这是我们很重要的目标，也是高质量发展所必须的前提。二是地方政府的行为要阳光化，要有一个再构的过程。财税体制改革将是“十四五”时期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重心，尤其是要对土地财政体系进行改革。这就要求中央与地方的财权和事权进行重构，土地财政要进行全面转型。这些挑战虽然很艰难，但是按照目前的战略布局，我相信会在“十四五”期间一步一步地克服。

第四是收入分配问题。十九大和五中全会都提出了共同富裕这一战略，并且先行出台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意见》。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围绕着共同富裕的问题、资本属性的问题进行了全面深入的解读，打消了过去很多疑虑。在先富与后富之间、切蛋糕与做蛋糕之间的辩证关系已经非常明确。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再一次重申，做蛋糕依然优先，经济建设依然是中心，分蛋糕是为了更好地做大蛋糕。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如何从扩大收入，从收入分配机制的改革以及公共服务均等化、城乡一体化等举措来使中国所面临的三大不平衡问题得到有效解决，是推动共同富裕的主要战略思路。在这个战略思路的指引下，我相信我们能够在目前全球新一轮收入不平等不平衡问题的治理上做出中国样本，提供中国智慧。

世界很复杂，格局变化很深刻。我们处于一个大时代，中国必须要有大战略，我们必须在理解中国大战略的基础上，深刻分析各种挑战，把握各种机遇，才能够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

2022年，我们将在新发展格局战略理念的指引下，通过扩大内需，通过进一步实施科技自立自强战略，通过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战略的落地，对当前所面临的一系列问题，特别是需求收缩、供给冲击和预期减弱这三大下行压力进行有效对冲，使中国经济保持在一个健康持续复苏的路径上，实现我们稳字当头，稳中求进的工作原则。